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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边沁功利主义

作者:张雅婷  发布时间:2019-02-27 11:34:37


    功利主义是指以超阶级的功利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J.边沁创立,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功利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快乐主义。它的思想源远流长,德谟克里特宣扬过快乐主义,伊壁鸠鲁学派认定快乐是最高的善,苦与乐的标准是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快乐是生命和行动唯一可以想象的完全正当的目的”【1】而培根开辟了近代快乐主义的时代,斯宾诺莎说,人性的一条普遍的规律是“人人是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休谟则把功利视为人类的社会本能,而贝卡利亚的《论犯罪和惩罚》则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有着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制定法律的人“只考虑一个目的,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人生的善与恶可以用一种数学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良好的立法就是引导人们获得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艺术”。他说快乐和痛苦是有知觉动物行为的唯一源泉。惩罚只是预防性的,而且只有当它引起的害处大于犯罪所得到的好处的时候,才能够生效。惩罚制度的设立要使得罪犯所感悟的痛苦最小,而使其他人受到的影响最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处理好“罪”与“罚”的关系。贝卡利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初我是从贝卡利亚论犯罪与惩罚那篇小论文中得到这一原理(计算快乐与幸福的原理)的第一个提示的。由于这个原理,数学计算的精确性、清晰性和肯定性才第一次引入道德领域。这一领域,就其自身性质来说,一旦弄清之后它和物理学同样无可争辩地可以具有这些性质。” 正是通过对这一原理加以改造和发挥,边沁创立了完整的功利主义学说,并将这一学说运用于法学之中。 

    英国情感论学派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合理利己主义公益论的启示探讨了人性的两种倾向——自私和仁爱及其相互关系,并由之解释认得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行为。【2】另一方面,由哈奇逊第一次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提出了计算原理,从而为边沁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的提出开掘了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同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也给予边沁很大的启示。爱尔维修主张的是为追求个人利益从而约束个人利益,以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边沁功利主义正是在这种方法上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霍尔巴赫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爱自保,但他同时强调人有理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正是这些公益论理论深刻影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边沁还提出了独特的苦乐计算法。他认为苦乐计算有七个条件,即“强度、持久性、确定性或不确定性、迫近性或遥远性、丰度、纯度、广度。”【3】边沁认为,可依据这些条件,对某个行为首先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价值进行计算;然后对那个行为的初次快乐或痛苦以后产生的每一快乐或痛苦的价值进行计算;最后,总计所有快乐的一切价值和所有痛苦的一切价值,并加以比较,人们便会知道每一行为所致苦乐价值的大小,如果一种行为带来的快乐成分占优势,它就是善的、道德的,反之,则是恶的,不道德的。

    边沁认为,如同自然界有其规律一样,人类也有自己的规律。他断定,人类受制于“苦”与“乐”的统治,【4】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这两个主宰是人的本性,因而人类的基本规律是“避苦求乐”,也就是功利主义原则。正是“避苦求乐”的本能支配着人类的一切行为,成为人生的目的。他认为,应当根据行为本身所引起的苦与乐的大小程度来衡量该行为的善与恶。从人性出发,凡是能够减轻痛苦增加快乐的,在道德上就是善良,在政治上就是优越,在法律上就是权利。功利就是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5】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或者防止福患、痛苦、恶或不幸。如果该当事人是一个特定的人,那么功利原理就是用来增进他的幸福的;如果该当事人是一个社会,那么功利原理就关注社会的幸福。边沁认为,政府的职责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和美满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对于苦乐的判断,必须根据功利的逻辑来决断,也就是要根据苦乐的数学计算原理来判断,以增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把苦减少到最小限度。他说,“一切行动的共同目标……就是幸福。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它的功利;而其中的背离的倾向则称之为祸害。……因此,我们便把功利视为一种原则”。

    同样边沁的这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是有不足的,在边沁看来,个人幸福也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幸福也就是社会利益,理解个人利益是理解社会利益的关键。他虽然能够看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内在联系,但仅仅把社会利益化约为个人利益简单的量的累加,而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质的区别,甚至有内在冲突的可能。事实上,在边沁的体系中,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则是虚构的、把握不定的利益,正如他说, “共同体的利益是道德术语中所能有的最笼统的用语之一,因而它往往失去意义。在它确有意义时,它有如下述: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是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社会利益”仅仅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而存在,丧失了任何现实的道德意义,边沁的“最大幸福” 原则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因此,片面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也就成了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和归宿,这种非理性的片面求利思想极易导致利已主义和个人主义。再者,“最大幸福”原则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在他之后,这种功利主义直接地影响到了奥斯丁的分析法学,间接地影响到了耶林的利益法学,也在庞德“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社会法学原则中表现出来,直至在经济分析法学“成本——效益”的代数公式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边沁的影子。可见,功利主义原则实际上成为法律的主导原则之一,其在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不亚于公平正义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不主张个人自我牺牲,这与主张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葛德文的观点是相左的,可以说这一点与社会主义精神也是存在矛盾的。但是从现实意义去分析,奢求公民牺牲自身利益去成全公共利益的确存在困难,这是人性的缺陷,是难以彻底抹灭的。当然,在现代社会里,我们还是依然可以从边沁的思想中得到值得借鉴的东西,“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依然是我们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1】杜兰特:《探索的思想》

【2】卢智增:《边沁功利主义探微》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3】边沁:《道德与立法原论》

【4】边沁:《道德与立法原论》

【5】边沁:《道德与立法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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